至今，我们对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的真实缘由，仍不清晰，各种揣测和假定仍在坊间留传。按中国人的风俗，死者为尊。一般情况下，即使伤者被杀与生前行为有必然因果关系，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，人们都不忍在伤者亲属的巨大创口上，再去撒盐，增添新的胸痛。但窃以为，程春明副教授的惨剧，不仅是其三个人的惨剧，也是弑师者的惨剧，更是两个家庭的惨剧。多少与当事者有温情关系的人，如不弄清楚、不弄明白其深层的缘由，怎么能做到坦然面对这起惨剧？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，何以要自毁前程，残忍地抬起屠刀，砍向应当遭到中学生尊重的老师？到底是什么动机使得其宁愿接受法律惩罚？其内心深处究竟掩埋着如何的仇恨？这仇恨又是怎样地一点点积累并激发得这么残忍？如果不弄清这种问题，简单地就归罪于教育失败，恐怕是对广大公众的误导。
本人在院校工作多年，也接触过不少师生恋案例，虽然未曾亲眼目睹由师生恋引起的极端暴力事件，甚至还读过不少师生恋的甜蜜故事，也见过师生恋结成的美满姻缘。但总感觉，大多数情况下，师生恋确实是一场危险的游戏。根据人们的正常审美倾向，师生恋一般都是发生在有才华的男班主任和有姿色的女中学生中。而漂亮的女中学生常常又是同龄男生们仰慕和追逐的对象。如果师生恋和同窗恋构成了三角恋爱关系，两个情敌，一个是班主任（小兔情感挽回老师 微信：ke2004578），一个是中学生。无论是从社会地位、经济实力、恋爱经验等哪方面来说，学生都处于下风，是“弱势群体”。“弱者”会拿自己的生命价值与“强者”进行比较，当“弱者”臆想“强者”占有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认为“强者”仗着强势地位捉弄了自己，自己又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进行还击，便会采取最极端的方法，用自己的“贱命”换强者的“贵命”。这种心中倾向，在师生关系结怨甚深的时侯最为显著。曾经在与一个中学生促膝谈心时，谈到他的老师对他做毕业论文的故意欺瞒，这中学生曾说过这样的狠话：“他不使我好过，我也不使他好死！”也有中学生向心理医生坦率，曾经形成过在暗处杀害与其角逐妻子的男班主任的念头，后来是理性占上风才抑制了这些冲动。
为师者怎样处理与异性中学生的关系问题，的确是一个须要认真对待的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还是听听一个男班主任的想法吧。2002年，我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修时，与一位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的、从事音乐理论教学的男班主任谈起过这个问题。这位学员朋友，从他的知性，一看就是搞艺术的，言谈举止端庄，讲话声音太有磁性，尽管他的头型、衣着太普通，没哪些标新立异之处，既不像刘欢那样脑后梳个小马刷，也不像有的艺术家那样穿着古怪，但那个多年从事艺术活动薰陶下来的一种特有的知性，的确是一般人所不具有的。我们先是问他，音乐大学的女孩子都很漂亮吧？他说，他在教学中每晚还会面对不少年青漂亮的女学生，作为男班主任一定要把持自己，如果班主任对这些漂亮的女学生表现出不通常的亲睐甚至直率，自重的女孩子内心一定会太痛恨你，轻佻的女孩子则可能会借助其“优势”和“资源”向你换取她所须要的东西；而男朋友则是惧怕你、仇视你，认为你是在借助班主任的优势地位获取不该属于你的东西，这将极大地毁坏班主任的印象。当然老师追求女孩，这是把班主任在处理这些关系中，被置于主动地位来谈这个问题的。问题是现今有些女中学生，思想太开放，在这些关系中变得太主动，个别的甚至成为学院师生恋的主动制造者。这种女学生，要么她可能是对自己的导师的学识、人品、阅历、成就、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形成崇敬和爱慕，便自信地借助自身的优势，包括年轻、漂亮、有知识，把自己的导师象物品一样从师娘那儿夺过来成为己有；要么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，用自己的“自然资源”换取老师的“权力资源”。音乐大学的那位老师最后说：但不管是那个情况，为师者都应当以一种对家庭、对中学生负责的心态处理好这些关系，不管是不是中学生主动，关系处理不当，教师都应付主要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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